另一方面是监管不力、执法不严。从这４个县市区的案例来看，违法行为一再出现的背后，暴露出相关惩戒没有“伤筋动骨”或“无关痛痒”，因此约谈也就被当成“耳旁风”。

新浦金集团初建于1889年，后经不断改造完善，形成了今天的面貌。人民银行2014年成立了专门的数字货币研究团队，并于2015年初进一步充实力量，对数字货币发行和业务运行框架、数字货币的关键技术、数字货币发行流通环境、数字货币面临的法律问题、数字货币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发行数字货币的关系、国际上数字货币的发行经验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边疆村与俄罗斯接壤。当地老人说，边疆村是块“宝地”，这里土地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更重要的是边疆村很少遇上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是丰收年。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７日电（记者 傅刚、华春雨、梁建强）连日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陆续下发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席大大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讲话的通知》和《关于做好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教育、听取意见工作的通知》，对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了再部署。 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时强调，从落实八项规定到反对铺张浪费，从反“四风”到教育实践活动,再到学习焦裕禄精神，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认识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等，不是“喊口号”“走过场”，而是动真格、查问题，触及灵魂，作风建设没有“休止符”，永远在路上。 在北京西客站西边的一个住宅小区，烟酒铺子营业人员对记者说，去冬以来，收购茅台、五粮液的生意不好做了。 在浙江德清县城，一位回收泔水的师傅反映，往年他的车上放着６个塑料桶，晚上跑三四家餐馆就装满了，现在只放了３个桶，有时候还装不满。 公款吃喝、购物、送礼的少了，轻车简从、简化接待的基层调研多了，文山会海、空话套话少了…… 继八项规定之后，中央又提出了反“四风”和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矛头直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据统计，到今年２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２９９６８起，处理３８１３５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９３５７人。 一方面铲除积弊，另一方面倡导新风。２月，席大大总书记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指出，要持续聚焦“四风”，坚持边学边改，边查边改，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以解决问题的实效取信于民。 ２２日，中央纪委公布的消息称，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持续的反腐肃贪风暴中，又一名省部级官员落马。 自从十八大以来，已先后有李春城、刘铁男、蒋洁敏、李东生等２０多名省部级领导干部被查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认为，一年多的“反腐成绩单”，印证了席大大总书记的要求，“老虎”“苍蝇”一起打，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同时也表明，反腐斗争绝非“走过场”。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设了“我要举报”专栏，让“鼠标直通中纪委”变为现实。最高检建立了群众来信、来访、电话、网络“四位一体”的举报体系。 同时，市、县直属单位要抓住庸懒散拖、推诿扯皮以及“中梗阻”等问题，立行立改；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等基层组织要抓住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立行立改。 曾任海南三亚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的郑通卫，被刑事拘留前一个月，还在办公室里对记者公开说：“我从不接受贿赂，一直坚持公正执法，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行得正、坐得端。”然而，办案人员打开他以“收藏的书”为由存放在亲戚家的木箱子，里面装有４５４万元人民币和６万元港币。 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领导来看，从李春城到衣俊卿到季建业等，大多具有“双面人”特点，他们有的身为马列主义理论家，但日常生活中却知行脱节、南辕北辙，有的政治声望颇高却大肆收受贿赂，令人咂舌。 针对这一现象，席大大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了“三严三实”要求，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总书记讲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全国人大代表姚晓英说，现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确实存在“两张皮”现象，有的言行不一、表里相背，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今后必须把转变作风，增强宗旨意识，树立核心价值观，作为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 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指出，要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践行“三严三实”，深学、细照、笃行，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专家指出，坚持不搞“一阵风”“走过场”“两张皮”，避免知行脱节、争功诿过、推责揽利，不断推进反“四风”和教育实践活动，切实转变干部作风，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

近日结束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修改了各自的院士章程，对院士制度进行了改革完善。院士制度改革是否得力？下一步改革将向何方推进？记者采访了两院相关负责人和几位院士。 这次两院院士大会充分肯定了院士队伍和院士制度的杰出成就和重要作用，提出院士是“国家财富”，院士制度的改革得到了两院院士的普遍支持。 “四分之三参会院士投票通过新章程，说明广大院士拥护此次改革。”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欧阳钟灿院士表示，对院士制度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此次章程的一个重要修改——院士候选人推荐渠道变窄，就是众望所归。“过去有120多个部门和省级政府可以提名院士，有的领导受部门利益驱动，把院士数目作为政绩的一部分，试图对院士推选进行干预。此次改革，首先就要堵住这些干预，回归院士推荐。院士推荐是国际惯例，任何国家的科学院院士都没有政府提名的。但仅仅院士推荐还不全面，毕竟院士只是学术界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保留了学术团体推荐的渠道。” 通过院士遴选制度的改革，减少多部门的干预，是此次章程修改的亮点。还有一些改革，虽然没有在章程中新浦金集团划定，却早已在此前的细则修改中实施，并取得了实际效果，今后还将进一步深化。 比如如何优化院士的年龄结构，早在2005年，物理学家周光召院士就提出过这方面的制度改革，“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当上院士后几乎没什么新成绩。在一线的院士即使有点成果，也可能是学生帮着做出来的。”从那之后，院士的老龄化现象受到重视，这一点在细则中得到了体现。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推选细则中规定，普通候选人获得3名或3名以上院士推荐即可，65周岁以上的候选人则需要6名或6名以上院士推荐。 近几年新增选院士的年轻化趋势，也说明了改革的成效。2011年和2013年的两次增选，共选举产生105名中国工程院院士，新当选院士平均年龄分别降至2011年的56.9岁和2013年的56.7岁。中国科学院2013年新增选院士53名，平均年龄54岁，60岁以下的占85%。 此次院士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院士章程。但章程只是指导性文件，具体操作还需要更为明晰的细则修改。 谈起下一步的工作，中科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中科院将在章程确定的原则下，更充分地听取广大院士的意见，修订增选工作实施细则，完善增选工作流程，同时系统梳理学部相关政策规章和工作办法，如研究制定《中国科学院院士行为规范》和相应的处理办法，建立对候选人投诉的分类调查机制，建立院士兼职情况报备制度，以适应改进完善院士制度的要求。 院士制度改革，并不是仅靠两院的改革就能做到，还需要行政部门的配合和社会观念的转变。 社会普遍关注的院士退休问题，就没有在此次章程修改中做明确规定。对院士退休和退出机制而言，首先要分清楚退休和退出两个概念。退休是指个人在所在单位工作岗位方面的变化，它是根据社会需求、单位需要、个人状况来决定的，和退出院士这个终身荣誉称号是两个概念。对此，接受采访的院士们一致认为，院士退休不是两院的事。欧阳钟灿说，“其实院士也有不少退休的。院士都有自己的单位，退不退休是单位意见。有关部门有个高级科技专家暂缓退休的文件，有些单位和部门把院士看作‘财富’，就依据此类文件拒绝院士退休的申请。院士退休，需要人事制度的修改。” “几十年来，院士制度对国家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虽然当前出现了一些与院士有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与院士制度本身没有直接关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谟说，一些政府部门或机构的各种咨询会、项目论证会都少不了受邀院士的身影；一些重点科技项目的立项、审批、运作，也少不了院士的声音；国家各种基金项目的评审、各种科学成果评奖、评价，更是要有院士到会。“这不是院士制度本身的问题，院士称号只是国家对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工作给予的肯定，但一到社会上就变味了。” 当前，院士制度改革已经迈出关键一步，让院士回归荣誉性和学术性的本质，还需再接再厉、完善细则的，也需革故鼎新、全面而系统地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记者 佘惠敏 刘松柏）